詮釋旗袍的電影演員,有梅艷芳、張曼玉、章子怡、湯唯和小宋佳。看過侯孝賢根據甦童的小說改編的《茉莉花開》,會覺得章子怡清脆不足,婉轉欠缺。
要說美入骨髓,還是湯唯,有著上世紀30年代上海畫報的美,讓你驚嘆還是李安會調教人。但去年一部《師父》又讓我看到了不一樣的旗袍女子,小宋佳詮釋了北方天津女子,與湯唯詮釋的上海女人截然不同。今天把這2者做比,並不是要論地域之間女性的差異,只是因為服飾歸在一起來談。
我們看《師父》,不知道導演有無意識到戲中戲服的設計,小宋佳人物角色的設定通過一身秋香綠的旗袍深入人心,電影宣傳海報也是這一襲旗袍。可是很多人不會知道,小宋佳這一身著的是海派旗袍。與海派旗袍相對的是京派旗袍。
京派旗袍和海派旗袍最大的區別是,京派旗袍不如海派旗袍那樣具有流行感。20、30年代,北京女性除了穿長裙就是穿旗袍,式樣並不豐富,不似海派服裝常翻常新。上海的新款至少四五個月後才會出現在北京,其中特別洋化和大膽的則不會被接受。盡管如此,北京女性的旗袍還是日漸受到海派旗袍的影響,擺線隨之抬高和降低,不過時間上滯後一些罷了。
海派旗袍不僅把西式外套、大衣、絨線衫穿在旗袍外,更采用洋裝中的翻領、“V”形領、荷葉領,袖型則有荷葉袖、開衩袖等。到後來還出現了改良旗袍,結構更趨西化,一反傳統地有了胸省、腰省和裝袖、肩縫,甚至加入墊肩以追求完美的身材。舊式的大襟和繁瑣的裝飾則逐漸消失了。
旗袍面料由于紡織品的大量進口而極為豐富,從各類綢緞到棉布、呢類、紗羅,應有盡有。某一段時間旗袍流行“透、露、瘦”,于是就采用鏤空織物和半透明的化縴或絲綢。其次,旗袍廓形修長緊身,尤其適應南方婦女消瘦苗條的身材特征。正因如此,旗袍才始終扮演著流行的主角,風靡于上海灘的街頭巷尾。
20、30年代的海派旗袍,是一種既穩定又變幻無常的時裝。擺線高低來回更迭,稍不留神便會落伍,這種時髦確實是需要“追趕”才能及的。
時尚是商業的催化劑,作為商業化大都會的產物,海派旗袍不僅順應社會心理,更切合商業利益,由于開埠之初與西方交流日益頻繁,上海深受歐美流行的影響。時裝業發展迅猛。30年代上海已成為一切時髦之物的中心,稱之為“全國時裝中心”也不為過,更有所謂“東方巴黎”之美譽。海派裝束尤其是海派旗袍成了各地摹仿的典範。
相對于海派的創新,京派就顯得守舊一些。旗袍的京派自是指區別于海派,不為流行所動的傳統式樣。
也許海派文化可稱之為海洋文化,那麼京派文化則可稱之為內陸文化。一方面北京的地理位置當時並不有利于西洋文明的引入;另一方面,舊京的官僚軍閥又阻礙它對外來文化的吸收與包容。京派旗袍的特點不是中西合壁的艷麗,而是本位本土的拙樸。民初的京城女性以上流社會為源頭,中等階層妝飾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響,但缺乏整體更新的內在動力。
上流社會以舊清遺留下來的大家望族和軍閥政客為主,多沿襲舊制而著旗袍。旗袍款型類似過去,通常平直寬肥,有大襟。面料以傳統的綢緞為主,偏厚重。平民的旗袍多采用棉布,可單可夾。印花面料比海派要少,花色也未受到西方的影響。
相反,旗袍的裝飾卻比海派來得豐富。海派旗袍由于特別顯示女性身段,因而服裝在于表現人而非衣服本身;京派旗袍衣身的寬大使得人體退居第二位,所以在裝飾上就不得不考究起來,服裝以繁復的刺繡紋樣或織紋為美,充分展示旗袍自身的魅力。
京派和海派實際上是各有千秋的。京派如大家閨秀,海派如摩登女郎;京派是古典,海派就是浪漫。但隨著歷史變遷,具有現代特點的海派逐漸成為主流。海派旗袍的廓形一直流傳至今沒有什麼改變。中國婦女的傳統形象也與之緊密相聯,難以割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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